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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個更接近人性，哪個就更接近歷史！！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了在思想上控制天下的百姓，他把除了秦国以外的各国史书全部都给烧掉了，而《竹书纪年》因为被魏襄王带到了陵墓里，因此躲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但是，就是这样一部珍贵的史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统治者的封禁，一直被列为“异端邪说”，甚至到了唐末宋初的时候，还失传了。到了明朝时期，这本书又神奇的在民间出现了，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不过根据后人考证，《今本竹书纪年》很可能是伪造的。清朝的时候，历史学家朱右曾提出了一个想法，《竹书纪年》既然从西晋时期就已经发现，那么必定有不少的文人在写书的时候进行了引用，如果从这些文章中寻找，也许能还原一部分内容。于是，从朱右曾开始，经历王国维，范祥雍等多位史学家的接力研究，终于从各种资料文献中提取了一部分的《竹书纪年》的内容，最终编辑成书，被称为《古本竹书纪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只是当年的一部分只言片语，其实大量的内容还是失传了。
由此我认为，尧舜禹汤的“先贤时代”是否存在，远远不只是史书怎么记载的问题，而是和周朝政权的合法性直接挂钩的。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礼崩乐坏”的年代，大权衰落的周王室，开始不断受到强势诸侯国的挑战，而《竹书纪年》的诞生日期又与春秋末年三家分晋的时间点十分接近，这不禁让我联想到背后是否有相应的政治考量。就算《竹书纪年》仅仅是一群史官单纯地坚持真理，但这种直接抹黑姬姓祖宗十八代的记载，被完全载入一国的官方史书，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赤裸裸地宣示魏国自身的野心。当然春秋战国是一个思想混乱的年代，百家争鸣和诸侯割据造成了旧思想和旧秩序的完全崩溃，《竹书纪年》对“尧舜禹”的记载也很有可能是因为疑古思潮的出现，就像清末有“全面西化”和“祖宗礼法不可变”两种声音一样。但除了《竹书纪年》的记载的内容之外，它的出土时间也让人震惊，《竹书纪年》恰巧是在司马氏篡权的西晋时期被挖掘出来的，在距离汉武帝“独尊儒术”数百年后的西晋，一本内容侮辱儒家圣人的史书，竟然得到了晋朝上下如此的重视和传播，要知道作为官方指导思想的儒家学说，“尧舜禹”对儒家的地位不亚于释迦牟尼对于佛教，穆罕穆德对于伊斯兰，耶稣对于基督教，但曾经历经“焚书坑儒”而独霸天下的儒家，竟然对此“异端邪说”没有产生丝毫的压制，难道真的只是历史的巧合而已吗？
西晋太康二年也就是公元281年，在北方的汲郡，就在现在河南省新乡附近，有一个叫不准（fo biao）的盗墓贼挖开了汲郡郊区的一座古墓。这个古墓到处散落着很多写着文字的竹简，后来经过官府整理之后，整理了整整10大车。当时的西晋皇帝司马炎已经建立晋国15年，又刚刚消灭了东吴，三分天下归为一统，正是春风得意，他听说从古墓里发现了竹简，连忙组织朝廷里的史官们进行翻译和破解。经过史官们的研究。这些竹简全部来自战国时期的魏国，而墓的主人身份也不简单，他是魏国第四任君主魏襄王。最后，史官们从里面整理出来了75篇古文献，合计超过了10万字。其中，最珍贵的就是《纪年》十三篇，这是魏国史官所写，内容按照年代记录，是当时最为权威，最为标准的官方正史。竹书纪年因为是记录在竹片上的，没有书名，又是编年体的，后人就称它为《竹书纪年》，又因为它在汲郡的古墓里出土的也可以叫做《汲冢纪年》。它从上古时期的黄帝开始记录，一直写到春秋战国时期，一共记录了89位帝王，跨越了1847年的历史。
很好判定, 孔氏春秋and史記both are外宣, 有利奴隸主統治愚民, 竹书纪年is內參, 讓奴隸主參考吸取教訓, 避免被奪权篡位, 秦朝以前,每次改朝換代,都焚書坑儒,所以沒史料可查,秦朝以後竄改歷史,多的了,史記and孔氏春秋are外宣,給愚民洗腦用的,竹書紀年and韓非子is內參,給統治者參考用的,韓非子說疑篇:[舜逼堯,禹逼舜]都是篡位
儒家特别推崇歌颂的三代之治、尧舜之道，禅让制，却被《竹书纪年》的记载来了一个刨坟掘墓。又比如在记述商王朝重要辅臣伊尹时，《竹书纪年》与《史记》记载的可以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伊尹，被称为是中华第一帝师，他是商朝开国国君商汤的老师。汤建立商朝后，拜伊尹为国相。商汤去世后，伊尹又辅佐了外丙，仲壬，太甲三代商王，可谓是“四朝元老”。《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意思是说，太甲帝继位之后，不遵守祖训，任性妄为，不把伊尹放在眼里，为了教育太甲，伊尹把他关到了“桐宫”，让他面壁思过。几年后，太甲终于改过自新，伊尹亲自把他迎接回来，继续让他做商王。伊尹，也因此被歌颂为千古第一“贤相”。可是，《竹书纪年》却揭露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真相。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这也是一场“宫廷政变”，作为大臣的伊尹流放了帝王太甲，自己当了帝王，7年后，太甲终于从流放地逃了出来，杀进皇宫，杀了伊尹。
其实细究中国神话传说就可以发现，远古传说的正面多是黄帝嫡系姻亲，而上古三朝的血脉都可以归到黄帝身上，比如夏的始祖禹是黄帝的玄孙，商的始祖契是黄帝的四世孙，周始祖稷则更是直接继承黄帝本姓的直系后裔。所以无论三皇五帝有多少是讹传，但对于初入中原的周朝一族来说，这样的传说能把许多中原强族和周人拉到一个祖先名下，同时强调了姬姓作为黄帝嫡系的地位，拉拢安抚的意图十分明显。而实际上直到商朝灭亡后，殷商旧族依旧能发动“三监之乱”的武装叛乱，直接威胁周天子，可见周朝初期，在强族林立的情况下，姬姓的处境并不乐观。而在之后的周朝历史里，周人以“先贤后代”为起点，延伸出了宗法制、天命观、华夷论和血缘分封制，最终为中国古典时代的政治体系与思想伦理奠定了基础。
但即便是这些“只言片语”，也足以震撼了史学界，那么它到底记载了什么样的内容，被列为千古禁书，被历代文人视为“异端邪说”呢？事实上竹书纪年记载的很多内容，不但与史记记载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大相径庭”。比如说关于尧舜禅让的真相。儒家正统向来是厚古薄今，简单地说，就是非常推崇古代。每每谈及圣皇之治，必定对三皇五帝，尧舜禹汤进行歌颂，把帝王强权交替带来的冲突都贤能化，禅让化，以此来树立皇帝正统，家天下的史学观。根据《史记》的记载，尧舜禹三代相互禅让，成就了一段上古佳话，被后世之人奉为理想社会的楷模，也是无数帝王学习的榜样。但是，《竹书纪年》里的记载，却让人大跌眼镜。竹书纪年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堰塞丹朱，使不与父想见也。”意思是说，尧老了，于是舜发动政变，囚禁了尧，夺取了他的帝位，并且把尧的儿子“丹朱”也给囚禁了起来，并且不允许他和尧见面。尧舜禅让，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是一场典型的“宫廷政变”。其实在另外两本古籍中，也透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只不过一般人不会太在意，如果结合《竹书纪年》的说法，那就很耐人寻味了。《韩非子 说疑》中记载：“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按照韩非子的说法，舜，禹，商，周，四个开国君主，都是以臣子的身份弑君谋反，建立了新的王朝，没有什么圣人。在《山海经 海内西经》中记载：帝丹朱葬于苍梧山之阴。注意，这里称呼的是“帝”丹朱，也就意味着尧已经把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丹朱，显然丹朱的帝位又被舜给夺去了。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竹书纪年》与其他正统史书对历史的记载，有着显著的区别。《竹书纪年》不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指导思想，大量记载古代“放杀”的历史，那么竹书纪年和《史记》哪个更靠谱，哪个更靠近真实的历史呢？《竹书纪年》，因为成书于战国时代，而且是唯一没有经历“秦火”，而得以保存下来的他国史书，因此，许多人都认为，他的权威性要远远大于《史记》。而且，我们要注意的是，《竹书纪年》的作者应该是魏国的史官，《竹书纪年》是正儿八经的“官方史书”，而史官修史，基本都是实事求是，历史是怎么样的，就怎么记录，而不是随性修改。但《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个人修史，司马迁写史记所参考的《春秋》、《左传》、《国语》，这些书也并不是官方史书，中间不免掺杂有个人的主观见解，书写的历史不一定完全契合客观事实。另外如果从人性的角度来看，《竹书纪年》里的记载显然更符合人性。毕竟，站在权力顶端的人怎么可能那么良善呢！因此，从这些角度看，《竹书纪年》显然是要比《史记》更加权威。但是，他的权威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当年西晋的那帮史官，是非常靠谱的，完全还原了《纪年》十三篇的本意。这句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竹书纪年》也有可能被人为修改过。《竹书纪年》成书于战国，发现于西晋，从战国到西晋，中间隔着几百年的历史，而且，《竹书纪年》所用的文字，是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的文字，西晋这帮老学究们，能不能准确的翻译这本史书，还值得商榷。
《竹书纪年》的真伪慢慢引出了一条中国政治史的“主线”，就是皇权与相权的斗争，或者说是皇族与权臣的斗争。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开始，中国进入第一次“皇权衰落时期”，就像东周的“礼崩乐坏”一样，曹丕篡汉之后，司马懿篡魏，刘裕篡晋，箫道成篡宋，最后陈霸先篡齐。弑主自立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主线，所以即使是战胜百家的独尊儒学，也已经无法用以前的理论圆说当年的状况。而在一个充满野心家和阴谋论的年代，打击“尧舜禹”相当于打击儒学，打击儒学就等于打击忠君思想，打击忠君思想最后就可以打击皇权来一图皇权。但随着时代的推移，皇权最终战胜相权不断得到强化，唐朝设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以分相权，到了明朝以内阁制替代宰相，最后在清帝国皇权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巅峰。“尧舜禹”的真相就开始不再为人所道，人们更在意的是，是否认同“尧舜禹”背后的忠君思想。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尧舜禹”的故事可以随现实的需要，随时改变，皇权衰落时则相互拼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权加强后则贤君禅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所以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历史的真相是什么，根本没人在乎，人们永远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历史的巧合跟政治的目的一旦结合到一块，真相永远是最不重要的。历史也无所谓真相，书写历史的永远是真理，历史只不过是封建帝王教化百姓的工具而已！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一起被称为纪传体史书之祖。《史记》以下到《明史》一共二十四部，为史家“正史”，被称为“二十四史”。这二十四部正史，加起来总共4000万字左右。记载了从神话传说黄帝时代到明朝末年，总共长达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那么为什么说这二十四史是正史？因为这二十四史是清朝乾隆皇帝钦定的。本质上二十四史算是一部帝王将相的家谱，它以封建帝王的标准和尺度，来评判是非功过，虚美隐恶。正史未必是真正的历史，但正史是政治正確的歷史。有政治正确，就有政治不正确。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有一部政治不正确的史书，由于它记载的内容过于“耸人听闻”，颠覆了人们对历史固有的印象，而被封禁了1000多年。这本史书，就是《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成书比《史记》早200年，里面记载的内容有许多是《史记》没有记载的。《竹书纪年》横空出世，直接颠覆了《史记》和儒家的道德神话。在儒家的描述中，尧舜禹的禅让制，是完美的道德典范。可是在《竹书纪年》的记载中却是血腥政变，充满阴谋，杀气腾腾，哪有什么君子，哪有什么仁义，诸如舜囚尧，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等等，与儒家经典所记大相径庭。它就像一枚重磅炸弹一样，轰塌了儒家文人心目中的“明君与圣贤”。
其实《竹书纪年》的内容是否真实，这个问题可能没有非黑即白的对错，因为现存的史料都离三皇五帝的那个时代太过遥远，就像今天的人们争论到底有没有夏朝一样，都是各持一派的说法。从统治者角度来看，史记无疑是很好的道德教学典范，起到后世标杆的作用，作为准绳；但是从现实和人性的角度来看，竹书纪年似乎更真实，更合理，更符合逻辑。但如果细究这种争论的背后，可能《竹书纪年》的真伪是个政治问题。对“三皇五帝”的祖先崇拜最早是在周朝建立，从现已破译的甲骨文中找不到对于“三皇五帝”过多的记载，所以流传千年的“先贤时代”，其传播的起点应该在周朝。而周王朝创造或者美化远古传说，是有自己的政治考量的，武王伐纣后，周朝政权新立，根基不稳，四处都有心怀叛意的异族诸侯，所以拉拢亲近诸侯并形成稳定的政治联盟便是当务之急。这个时候如果树立一个伟大的时代或者一种伟大的精神偶像，十分有利于凝聚人心，后世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也是同样的手法，打着前朝贤臣明君的旗号以宣示自身的权威。而周朝姬姓这个时候抬出“三皇五帝”，就是想以先贤后代的身份增加新立政权的合法性。
按政治正确的标准， 太史公基本上是抒发个人的政治理想， 很难秉直叙述。
24史是乾隆欽定的正史，符合政治正確，那參考價值應該不高吧！
所以这又引起我另一种猜测，就是得国不正的司马氏，为了掩盖其祖先司马懿的篡权史，对《竹书纪年》中“尧舜禹拼杀上位”的记载视为一种机遇，因为这种说法给司马氏的篡权自立提供了某种理论支持。我们仔细观察竹书纪年记载的劲爆内容，总结下来一个核心词就是“篡权”，全部内容也都是围绕“篡权”展开的。我们再回想一下西晋的历史，司马炎也是靠着夺取了曹魏的大权，才建立了西晋，那么，司马炎有没有可能篡改了古籍的内容，故意放大了古代的篡权故事，来向天下人证明，篡权，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古代先贤们都干过这样的事情，以此来粉饰他西晋政权的合法性。但到了南北朝之后，皇权不再衰落，门阀士家的势力得到压制，所以《竹书纪年》中的内容逐渐被主流价值观抛弃，最终逐渐失传，只留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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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個更接近人性，哪個就更接近歷史！！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了在思想上控制天下的百姓，他把除了秦国以外的各国史书全部都给烧掉了，而《竹书纪年》因为被魏襄王带到了陵墓里，因此躲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但是，就是这样一部珍贵的史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统治者的封禁，一直被列为“异端邪说”，甚至到了唐末宋初的时候，还失传了。到了明朝时期，这本书又神奇的在民间出现了，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不过根据后人考证，《今本竹书纪年》很可能是伪造的。
清朝的时候，历史学家朱右曾提出了一个想法，《竹书纪年》既然从西晋时期就已经发现，那么必定有不少的文人在写书的时候进行了引用，如果从这些文章中寻找，也许能还原一部分内容。
于是，从朱右曾开始，经历王国维，范祥雍等多位史学家的接力研究，终于从各种资料文献中提取了一部分的《竹书纪年》的内容，最终编辑成书，被称为《古本竹书纪年》。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只是当年的一部分只言片语，其实大量的内容还是失传了。
由此我认为，尧舜禹汤的“先贤时代”是否存在，远远不只是史书怎么记载的问题，而是和周朝政权的合法性直接挂钩的。
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礼崩乐坏”的年代，大权衰落的周王室，开始不断受到强势诸侯国的挑战，而《竹书纪年》的诞生日期又与春秋末年三家分晋的时间点十分接近，这不禁让我联想到背后是否有相应的政治考量。
就算《竹书纪年》仅仅是一群史官单纯地坚持真理，但这种直接抹黑姬姓祖宗十八代的记载，被完全载入一国的官方史书，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赤裸裸地宣示魏国自身的野心。
当然春秋战国是一个思想混乱的年代，百家争鸣和诸侯割据造成了旧思想和旧秩序的完全崩溃，《竹书纪年》对“尧舜禹”的记载也很有可能是因为疑古思潮的出现，就像清末有“全面西化”和“祖宗礼法不可变”两种声音一样。
但除了《竹书纪年》的记载的内容之外，它的出土时间也让人震惊，《竹书纪年》恰巧是在司马氏篡权的西晋时期被挖掘出来的，在距离汉武帝“独尊儒术”数百年后的西晋，一本内容侮辱儒家圣人的史书，竟然得到了晋朝上下如此的重视和传播，要知道作为官方指导思想的儒家学说，“尧舜禹”对儒家的地位不亚于释迦牟尼对于佛教，穆罕穆德对于伊斯兰，耶稣对于基督教，但曾经历经“焚书坑儒”而独霸天下的儒家，竟然对此“异端邪说”没有产生丝毫的压制，难道真的只是历史的巧合而已吗？
西晋太康二年也就是公元281年，在北方的汲郡，就在现在河南省新乡附近，有一个叫不准（fo biao）的盗墓贼挖开了汲郡郊区的一座古墓。这个古墓到处散落着很多写着文字的竹简，后来经过官府整理之后，整理了整整10大车。
当时的西晋皇帝司马炎已经建立晋国15年，又刚刚消灭了东吴，三分天下归为一统，正是春风得意，他听说从古墓里发现了竹简，连忙组织朝廷里的史官们进行翻译和破解。
经过史官们的研究。这些竹简全部来自战国时期的魏国，而墓的主人身份也不简单，他是魏国第四任君主魏襄王。
最后，史官们从里面整理出来了75篇古文献，合计超过了10万字。其中，最珍贵的就是《纪年》十三篇，这是魏国史官所写，内容按照年代记录，是当时最为权威，最为标准的官方正史。
竹书纪年因为是记录在竹片上的，没有书名，又是编年体的，后人就称它为《竹书纪年》，又因为它在汲郡的古墓里出土的也可以叫做《汲冢纪年》。
它从上古时期的黄帝开始记录，一直写到春秋战国时期，一共记录了89位帝王，跨越了1847年的历史。
很好判定, 孔氏春秋and史記both are外宣, 有利奴隸主統治愚民, 竹书纪年is內參, 讓奴隸主參考吸取教訓, 避免被奪权篡位, 秦朝以前,每次改朝換代,都焚書坑儒,所以沒史料可查,秦朝以後竄改歷史,多的了,史記and孔氏春秋are外宣,給愚民洗腦用的,竹書紀年and韓非子is內參,給統治者參考用的,韓非子說疑篇:[舜逼堯,禹逼舜]都是篡位
儒家特别推崇歌颂的三代之治、尧舜之道，禅让制，却被《竹书纪年》的记载来了一个刨坟掘墓。
又比如在记述商王朝重要辅臣伊尹时，《竹书纪年》与《史记》记载的可以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
伊尹，被称为是中华第一帝师，他是商朝开国国君商汤的老师。
汤建立商朝后，拜伊尹为国相。商汤去世后，伊尹又辅佐了外丙，仲壬，太甲三代商王，可谓是“四朝元老”。
《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
意思是说，太甲帝继位之后，不遵守祖训，任性妄为，不把伊尹放在眼里，为了教育太甲，伊尹把他关到了“桐宫”，让他面壁思过。几年后，太甲终于改过自新，伊尹亲自把他迎接回来，继续让他做商王。
伊尹，也因此被歌颂为千古第一“贤相”。
可是，《竹书纪年》却揭露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真相。
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
这也是一场“宫廷政变”，作为大臣的伊尹流放了帝王太甲，自己当了帝王，7年后，太甲终于从流放地逃了出来，杀进皇宫，杀了伊尹。
其实细究中国神话传说就可以发现，远古传说的正面多是黄帝嫡系姻亲，而上古三朝的血脉都可以归到黄帝身上，比如夏的始祖禹是黄帝的玄孙，商的始祖契是黄帝的四世孙，周始祖稷则更是直接继承黄帝本姓的直系后裔。
所以无论三皇五帝有多少是讹传，但对于初入中原的周朝一族来说，这样的传说能把许多中原强族和周人拉到一个祖先名下，同时强调了姬姓作为黄帝嫡系的地位，拉拢安抚的意图十分明显。而实际上直到商朝灭亡后，殷商旧族依旧能发动“三监之乱”的武装叛乱，直接威胁周天子，可见周朝初期，在强族林立的情况下，姬姓的处境并不乐观。
而在之后的周朝历史里，周人以“先贤后代”为起点，延伸出了宗法制、天命观、华夷论和血缘分封制，最终为中国古典时代的政治体系与思想伦理奠定了基础。
但即便是这些“只言片语”，也足以震撼了史学界，那么它到底记载了什么样的内容，被列为千古禁书，被历代文人视为“异端邪说”呢？
事实上竹书纪年记载的很多内容，不但与史记记载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比如说关于尧舜禅让的真相。
儒家正统向来是厚古薄今，简单地说，就是非常推崇古代。每每谈及圣皇之治，必定对三皇五帝，尧舜禹汤进行歌颂，把帝王强权交替带来的冲突都贤能化，禅让化，以此来树立皇帝正统，家天下的史学观。
根据《史记》的记载，尧舜禹三代相互禅让，成就了一段上古佳话，被后世之人奉为理想社会的楷模，也是无数帝王学习的榜样。
但是，《竹书纪年》里的记载，却让人大跌眼镜。
竹书纪年记载，“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堰塞丹朱，使不与父想见也。”
意思是说，尧老了，于是舜发动政变，囚禁了尧，夺取了他的帝位，并且把尧的儿子“丹朱”也给囚禁了起来，并且不允许他和尧见面。
尧舜禅让，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是一场典型的“宫廷政变”。
其实在另外两本古籍中，也透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只不过一般人不会太在意，如果结合《竹书纪年》的说法，那就很耐人寻味了。
《韩非子 说疑》中记载：“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按照韩非子的说法，舜，禹，商，周，四个开国君主，都是以臣子的身份弑君谋反，建立了新的王朝，没有什么圣人。
在《山海经 海内西经》中记载：帝丹朱葬于苍梧山之阴。
注意，这里称呼的是“帝”丹朱，也就意味着尧已经把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丹朱，显然丹朱的帝位又被舜给夺去了。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竹书纪年》与其他正统史书对历史的记载，有着显著的区别。《竹书纪年》不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指导思想，大量记载古代“放杀”的历史，那么竹书纪年和《史记》哪个更靠谱，哪个更靠近真实的历史呢？
《竹书纪年》，因为成书于战国时代，而且是唯一没有经历“秦火”，而得以保存下来的他国史书，因此，许多人都认为，他的权威性要远远大于《史记》。
而且，我们要注意的是，《竹书纪年》的作者应该是魏国的史官，《竹书纪年》是正儿八经的“官方史书”，而史官修史，基本都是实事求是，历史是怎么样的，就怎么记录，而不是随性修改。
但《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个人修史，司马迁写史记所参考的《春秋》、《左传》、《国语》，这些书也并不是官方史书，中间不免掺杂有个人的主观见解，书写的历史不一定完全契合客观事实。
另外如果从人性的角度来看，《竹书纪年》里的记载显然更符合人性。毕竟，站在权力顶端的人怎么可能那么良善呢！
因此，从这些角度看，《竹书纪年》显然是要比《史记》更加权威。但是，他的权威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当年西晋的那帮史官，是非常靠谱的，完全还原了《纪年》十三篇的本意。
这句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竹书纪年》也有可能被人为修改过。
《竹书纪年》成书于战国，发现于西晋，从战国到西晋，中间隔着几百年的历史，而且，《竹书纪年》所用的文字，是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的文字，西晋这帮老学究们，能不能准确的翻译这本史书，还值得商榷。
《竹书纪年》的真伪慢慢引出了一条中国政治史的“主线”，就是皇权与相权的斗争，或者说是皇族与权臣的斗争。
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开始，中国进入第一次“皇权衰落时期”，就像东周的“礼崩乐坏”一样，曹丕篡汉之后，司马懿篡魏，刘裕篡晋，箫道成篡宋，最后陈霸先篡齐。弑主自立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主线，所以即使是战胜百家的独尊儒学，也已经无法用以前的理论圆说当年的状况。
而在一个充满野心家和阴谋论的年代，打击“尧舜禹”相当于打击儒学，打击儒学就等于打击忠君思想，打击忠君思想最后就可以打击皇权来一图皇权。
但随着时代的推移，皇权最终战胜相权不断得到强化，唐朝设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以分相权，到了明朝以内阁制替代宰相，最后在清帝国皇权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巅峰。“尧舜禹”的真相就开始不再为人所道，人们更在意的是，是否认同“尧舜禹”背后的忠君思想。
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尧舜禹”的故事可以随现实的需要，随时改变，皇权衰落时则相互拼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权加强后则贤君禅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所以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历史的真相是什么，根本没人在乎，人们永远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历史的巧合跟政治的目的一旦结合到一块，真相永远是最不重要的。
历史也无所谓真相，书写历史的永远是真理，历史只不过是封建帝王教化百姓的工具而已！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一起被称为纪传体史书之祖。《史记》以下到《明史》一共二十四部，为史家“正史”，被称为“二十四史”。
这二十四部正史，加起来总共4000万字左右。记载了从神话传说黄帝时代到明朝末年，总共长达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
那么为什么说这二十四史是正史？因为这二十四史是清朝乾隆皇帝钦定的。本质上二十四史算是一部帝王将相的家谱，它以封建帝王的标准和尺度，来评判是非功过，虚美隐恶。正史未必是真正的历史，但正史是政治正確的歷史。
有政治正确，就有政治不正确。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有一部政治不正确的史书，由于它记载的内容过于“耸人听闻”，颠覆了人们对历史固有的印象，而被封禁了1000多年。这本史书，就是《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成书比《史记》早200年，里面记载的内容有许多是《史记》没有记载的。《竹书纪年》横空出世，直接颠覆了《史记》和儒家的道德神话。
在儒家的描述中，尧舜禹的禅让制，是完美的道德典范。可是在《竹书纪年》的记载中却是血腥政变，充满阴谋，杀气腾腾，哪有什么君子，哪有什么仁义，诸如舜囚尧，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等等，与儒家经典所记大相径庭。它就像一枚重磅炸弹一样，轰塌了儒家文人心目中的“明君与圣贤”。
其实《竹书纪年》的内容是否真实，这个问题可能没有非黑即白的对错，因为现存的史料都离三皇五帝的那个时代太过遥远，就像今天的人们争论到底有没有夏朝一样，都是各持一派的说法。从统治者角度来看，史记无疑是很好的道德教学典范，起到后世标杆的作用，作为准绳；但是从现实和人性的角度来看，竹书纪年似乎更真实，更合理，更符合逻辑。
但如果细究这种争论的背后，可能《竹书纪年》的真伪是个政治问题。对“三皇五帝”的祖先崇拜最早是在周朝建立，从现已破译的甲骨文中找不到对于“三皇五帝”过多的记载，所以流传千年的“先贤时代”，其传播的起点应该在周朝。
而周王朝创造或者美化远古传说，是有自己的政治考量的，武王伐纣后，周朝政权新立，根基不稳，四处都有心怀叛意的异族诸侯，所以拉拢亲近诸侯并形成稳定的政治联盟便是当务之急。
这个时候如果树立一个伟大的时代或者一种伟大的精神偶像，十分有利于凝聚人心，后世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也是同样的手法，打着前朝贤臣明君的旗号以宣示自身的权威。而周朝姬姓这个时候抬出“三皇五帝”，就是想以先贤后代的身份增加新立政权的合法性。
按政治正确的标准， 太史公基本上是抒发个人的政治理想， 很难秉直叙述。
24史是乾隆欽定的正史，符合政治正確，那參考價值應該不高吧！
所以这又引起我另一种猜测，就是得国不正的司马氏，为了掩盖其祖先司马懿的篡权史，对《竹书纪年》中“尧舜禹拼杀上位”的记载视为一种机遇，因为这种说法给司马氏的篡权自立提供了某种理论支持。
我们仔细观察竹书纪年记载的劲爆内容，总结下来一个核心词就是“篡权”，全部内容也都是围绕“篡权”展开的。
我们再回想一下西晋的历史，司马炎也是靠着夺取了曹魏的大权，才建立了西晋，那么，司马炎有没有可能篡改了古籍的内容，故意放大了古代的篡权故事，来向天下人证明，篡权，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古代先贤们都干过这样的事情，以此来粉饰他西晋政权的合法性。
但到了南北朝之后，皇权不再衰落，门阀士家的势力得到压制，所以《竹书纪年》中的内容逐渐被主流价值观抛弃，最终逐渐失传，只留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