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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大爺不是悲情爺,聽他講有錢人的故事,挺好的,而且他一直講莫言的小說,是個有文化素養的大爺,期待第三集。
人生正道是滄桑
这个说的有道理的,我外婆家以前就是村里的地主,省吃俭用,非常勤劳,对待长工短工都很好的,关系很融洽的,最后把她家打倒的时候,把她们说的像妖怪一样的,我外婆说,根本不是那样的
老先生是个有故事的人,人也很健谈, 性格开朗。期待下一集。
大爷讲了真话,是个明白人,可惜现在大都不识真相。
您身體還好吧?我身體很好,病例卡都是空白的,我沒有三高,我小時候吃得好、牛奶、馬奶、鈣片、魚肝油⋯⋯ 好可愛的大叔啊😆😆😆
所謂民族資本家,官僚資本家,红色資本家,反動資本家都是為統戰、分化、打擊而造出來的名詞。 資本家實貭就是商人企業家。没有民族或红色及反動。商人在商言商只有良心誠實資本家和貪得無厭的没有良心的資本家之分。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频繁的政治运动。在反右运动开始前,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就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抗美授朝、“三反”“五反”、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社会主义教育等。 这些政治运动的主要对象虽然不同,运动本身的激烈程度也稍有差别,但都有一个基本特点即整人,都是以毁灭个人尊严和人格为基本特征的,其基本取向是统一思想、消灭个性。由于采取了极为残酷的方式和手段,所以在五十年代初期,整个国家处在一种恐怖的氛围中。这样的生存环境,给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这是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开始大量出现的一个基本前提。 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学者,曾描述过当时的情景: 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幺!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 上海中共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僻静之处,均派兵逡巡,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筑是竹笆,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籍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1951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那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欠税。自杀也有一种风气,“五反”的自杀方式以跳楼为最风行,服毒次之。像华成烟草公司姓沉的副总经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数。跳楼所以风行,也是由于这种自杀方式较简单,而且不易被防范。上海流行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妇人牵着一个孩子打霞飞路经过,后面不知哪个熟人喊了她一声,她刚立定脚跟回过头来看时,离开她两步路外,楼上忽跌下一个人来。如果那个人不招呼她一声,她和她的小孩岂不都被压碎了吗?有一个时期,高楼大厦之下经过的人确都有戒心。跳黄浦是最不聪明,不仅黄浦江边防备森严,就是有机会跳进,遇救的机会也比较多,而且尸首漂失了只以为失踪,家属还有帮助隐匿或纵逃的嫌疑。自杀一定要达到自杀的目的,万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胆敢拿死来威胁政府和人民!”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1] 面对如此情景,有一次上海市长陈毅在广播里说:“我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2] 他或许不知道,像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殷纪常是在严寒初春之时被迫穿着短衫裤在金城大楼七楼跪了五天五夜,经受了职工的疲劳审问后身体实在忍受不了而跳楼的。[3] 当时广州的“五反”高潮较上海稍迟一点,四五月间最厉害,自杀的也最多。 一位当时在上海目击过“三反”和“五反”的法官最近写道:反右和“三反”一样,也有自杀的人,如上海民盟中就有华丁夷同志,被批斗而自杀,此外还有一位市劳动局副局长,也在反右中自杀。估计他们可能过去自诩革命过,一旦遇上反右,自己被斗,戴上右派帽子,好象从万丈高崖一下坠入万丈深渊,心理上实在承受不起,于是自毁生命,走向自杀。也有心灵脆弱,实在承受不起猛烈的冲击而致自杀的。总之是由于采取逼供信无理批斗所造成的恶果。“三反”时,在延安东路口,亲眼看到一人从高高的五楼纵身跃下,立时坠地身亡,死壮之惨,目不忍睹。“三反”后听陈毅市长作报告,全市共自杀五百余人,反右自杀者有多少,则不得而知了。[4]
我看過鄭念寫的上海生與死故事和你的故事極像!
还是老一代看得透。现在年轻人,没有经历过苦难时代,脑子也不会自己思考,小粉红很多很多😂
这个人说的真,强力要求继续做下去。
很有意思,往事辛酸,有血有泪的故事。
58年封了私人住宅的窗户和大门的铁材质,为了全民炼钢,这和抢夺没区别,希望历史不要重演,不要出现掩耳盗铃的事情
乱剪辑,没胆量,在外网你也剪辑,人家都敢说,你不敢放
我爷爷辈家一个兄弟,解放后定为地主,就地枪毙,老婆孩子赶出家门,当天晚上在避风的山脚下露宿。所谓地主,就是有几亩地,自己常年下地干活,农忙时请几个短工帮忙。
一个国家经济好坏就是看小生意是不是繁荣,如果一个国家努力鼓励小生意的发展,很快就能发展起来
希望莫言先生平安
這老爺,有意思,有故事,幽默不傷感,應該是王者。🤣🤣🤣
果然跟温相讲的施庆柯一毛一样😂
请拍自媒体的朋友转告这位老先生尽快戒烟,为了自身健康。
天廚味精老字號。現在超市都可以買到
只可惜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並沒有在真實世界發生
陈毅不是叫资本家乘降落伞吗。
我正宗浦东洋泾老乡😀。我一天吃七瓶乐口福,你说我身体好不好,笑死我了😛
麦乳精,乐口福我在上海也是一直吃。
莫言说啥了?
挺好的电影素材
老先生还是信息有限。温相说党史频道有一期专门讲了陈毅当上海市长时是如何算计对待那些资本家的。老先生要是能知道这些就不会说陈毅如何如何好了。还是陈云有先见之明,知道要是老百姓都知道了共产党所做的那些事,会撕碎我们的。所以不能让老百姓知道。
国民党的时候资本家家里还有枪的,可以自卫。大爷讲的故事太好听了,也是个爱读书爱思考的人。感谢分享
画家任伯年
这老人真健谈,知道的也真多。为什么我75的老爸和我吃一顿饭说不了几句话呢?
节目不错,我外公姓戚
听知情人讲陈毅三反五反时天天笑著问部下又有多少资本家坐飞机了,就是跳楼了?所以老爷叔认知还是有限,所有的灾难,过去的,现在的,谁之过?
老克腊
谈笑有鸿儒的大爷
这个大叔身体能不好,一天喝七瓶乐口福。
现在谁讲真话 打压谁……th-cam.com/video/uFMvaglKt3Y/w-d-xo.html
马克思?????怎么了
现在大炼芯片
節目做得很好 ,不過內容沒有太多變化。有啲悶
革命成功階級財富重新分配。革命失敗人頭落地, 而在中國的革命最多的原因是太餓了
這位大爺不是悲情爺,聽他講有錢人的故事,挺好的,而且他一直講莫言的小說,是個有文化素養的大爺,期待第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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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的有道理的,我外婆家以前就是村里的地主,省吃俭用,非常勤劳,对待长工短工都很好的,关系很融洽的,最后把她家打倒的时候,把她们说的像妖怪一样的,我外婆说,根本不是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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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民族資本家,官僚資本家,红色資本家,反動資本家都是為統戰、分化、打擊而造出來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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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频繁的政治运动。在反右运动开始前,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就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抗美授朝、“三反”“五反”、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社会主义教育等。 这些政治运动的主要对象虽然不同,运动本身的激烈程度也稍有差别,但都有一个基本特点即整人,都是以毁灭个人尊严和人格为基本特征的,其基本取向是统一思想、消灭个性。由于采取了极为残酷的方式和手段,所以在五十年代初期,整个国家处在一种恐怖的氛围中。这样的生存环境,给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这是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开始大量出现的一个基本前提。
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学者,曾描述过当时的情景:
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幺!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
上海中共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僻静之处,均派兵逡巡,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筑是竹笆,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籍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1951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那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欠税。自杀也有一种风气,“五反”的自杀方式以跳楼为最风行,服毒次之。像华成烟草公司姓沉的副总经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数。跳楼所以风行,也是由于这种自杀方式较简单,而且不易被防范。上海流行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妇人牵着一个孩子打霞飞路经过,后面不知哪个熟人喊了她一声,她刚立定脚跟回过头来看时,离开她两步路外,楼上忽跌下一个人来。如果那个人不招呼她一声,她和她的小孩岂不都被压碎了吗?有一个时期,高楼大厦之下经过的人确都有戒心。跳黄浦是最不聪明,不仅黄浦江边防备森严,就是有机会跳进,遇救的机会也比较多,而且尸首漂失了只以为失踪,家属还有帮助隐匿或纵逃的嫌疑。自杀一定要达到自杀的目的,万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胆敢拿死来威胁政府和人民!”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1]
面对如此情景,有一次上海市长陈毅在广播里说:“我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2] 他或许不知道,像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殷纪常是在严寒初春之时被迫穿着短衫裤在金城大楼七楼跪了五天五夜,经受了职工的疲劳审问后身体实在忍受不了而跳楼的。[3] 当时广州的“五反”高潮较上海稍迟一点,四五月间最厉害,自杀的也最多。
一位当时在上海目击过“三反”和“五反”的法官最近写道:反右和“三反”一样,也有自杀的人,如上海民盟中就有华丁夷同志,被批斗而自杀,此外还有一位市劳动局副局长,也在反右中自杀。估计他们可能过去自诩革命过,一旦遇上反右,自己被斗,戴上右派帽子,好象从万丈高崖一下坠入万丈深渊,心理上实在承受不起,于是自毁生命,走向自杀。也有心灵脆弱,实在承受不起猛烈的冲击而致自杀的。总之是由于采取逼供信无理批斗所造成的恶果。“三反”时,在延安东路口,亲眼看到一人从高高的五楼纵身跃下,立时坠地身亡,死壮之惨,目不忍睹。“三反”后听陈毅市长作报告,全市共自杀五百余人,反右自杀者有多少,则不得而知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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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经济好坏就是看小生意是不是繁荣,如果一个国家努力鼓励小生意的发展,很快就能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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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廚味精老字號。現在超市都可以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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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不是叫资本家乘降落伞吗。
我正宗浦东洋泾老乡😀。我一天吃七瓶乐口福,你说我身体好不好,笑死我了😛
麦乳精,乐口福我在上海也是一直吃。
莫言说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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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时候资本家家里还有枪的,可以自卫。大爷讲的故事太好听了,也是个爱读书爱思考的人。感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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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老人真健谈,知道的也真多。为什么我75的老爸和我吃一顿饭说不了几句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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